在那次特别时期的特别辩护中，律师的出现对于判决结果当然起不到任何实质性作用，但其符号化的象征意义却依然重要——它至少意味着，即使是对全中国人民犯下十年大罪的文革主犯，也是需要有律师辩护的。

以法律为治理的工具，进而通过立法（虽非国家大法，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各种文件，性质实为法律）处置盲流，以实现有序，正是这种计划经济时期制度文明的组成部分。因为历史早已为我们证明：只要有不把人当人对待的规定存在，这种规定所可以指向的，往往绝不只是当初制定这一规定时所想指向的人。

同时，从道理上说，他们应该讲明之所以采纳一种主张而不采纳另一种主张的理由。而突破法治底线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有了选择，盲流的概念就不能成立，处置盲流的规定，也就失去了合法性。没有个人的选择，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你不是要大城市的秩序吗？你不是认为为了多数城里人的平安就可以处置盲流吗？而当你制定了要处置盲流的规定及认定盲流的标准之后，你就不要忘记，只要有这种处置的规定在，有一天，当你不幸沦为，或是被误认为，或是被当作盲流，甚至是盲流中的精神病人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这种规定。

因此，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法律的关键不在于具体规定，而在于支撑着具体规定的理念。那么，制定处置盲流以及认定盲流标准的法律时，曾经考虑过给被认为是盲流的人以陈述自己主张的机会吗？二是盲目流动之所以要受到处置的理由是什么？盲目流动侵害了法律所需要保护的何种法益——是个人的、社会的，还是国家（政府）的？以及什么才算是侵害？甲盲目流动造成乙身体被伤，财产受损，是侵害，还是甲盲目流动，使乙看着不高兴，觉得到处乱糟糟的，就算侵害？乙认为盲目流动不好，自己不盲目流动，是否就可以制定不准甲盲目流动和处置盲目流动的甲的法律？甲不侵害他人的权益，即使盲目，是不是就不准流动？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认为：一个人在他不侵害别人权利的情况下，即使作出了在别人看来是不好的选择，也不应该受到限制。不同的是，有些国家的法律可以做到令行禁止，有些国家的法律则是形同虚设。

其实，类似的规定和通知过去出台过多次，这次的规定只对法官的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做出任职回避的规定，其外延远未周全。他说你们的事情我会认真去办，仔细看看案卷后再联系。但我之所以要将错就错，目的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件事表达出来，并要求书记员当场记录在案。但是也十分无奈，一切只有开庭后到法庭上见分晓了。

细心的读者也许不难发现，我以往写作的不少法律随笔或专栏的题材往往和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有关。经反复商议，她愿意出来帮忙，但附加了一个条件：她本人并不直接出面，但让她事务所的律师和我们配合，她只在幕后做工作。

后来，省法院的人都郑重提醒我们的这个中院妹妹，劝她不要再插手管这个案件，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不动产纠纷案居然惊动了很多大人物。这个富豪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发达起来的地产大鳄，他曾在中国沿海城市做房地产生意几乎一夜暴富，后来带着巨款到美国投资并定居。我举手请求发言：审判长，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律师，据我们了解，是贵法院院长的近亲属。合议结束后，审判长宣布说，刚才原告代理人提出的回避要求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对方的律师不是庭审人员也不是书记员，不在回避的人员名单上，现在当庭驳回此请求，法庭继续开庭。

但书记员并不愿意记录这一段内容。他进去一看，说这个地方不行，我们院今天有人也在这里吃饭。她说，没有关系，可以找会打麻将的人来帮忙。在这个妹妹的协调帮助下，我们把中院主审法官请了出来。

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她在本案出任代理人是违反规定的。大家知道，法院有一个申请回避程序。

她告诉我们，第一步需要请二审的分管法官出来吃个饭，看看能不能谈一谈案情，饭后还可以陪他打打麻将。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

总之，我们本以为是有理有据的。这时候，主审法官只好宣布休庭，进入合议庭合议程序。所以我申请这位女律师回避。我们找的这位中院妹妹也根本不是被告的对手。但她临走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我们即将去上诉的那家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也有一个妹妹，而且也是当律师的。她提出这需要一些运转费用，并特别说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游戏规则，否则就显得当事人不懂事或不成熟。

她坐着这里，会给庭审人员带来无形的压力，势必会严重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并使案件审理发生不公正的结果。我说，我真的不会打麻将。

第二天法院开庭以后，果然看见那个身份特殊的妹妹就坐在我对面。跟我合作的当地女律师告诉我，这个官司的一审她已经尽力了，下一步我们应该上诉。

我当时在美国为一个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亿万富豪做投资法律顾问。作为这个案件的受委托人，出于职业道德和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说出这些相关知名人士的名字。

但面对法院院长妹妹介入其中，一审败诉的结果毫无悬念。这段往事让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并发誓此生不再涉及类似的法律事务。也许是我们的幸运，这位中级法院的法官，刚从北京培训回来，看上去挺文质彬彬、神态还有些腼腆羞涩。在法院开庭的前一天晚上，女律师打电话给我说：周先生，情况不妙，我已经查明，明天开庭时对方请的律师是这个法院院长的妹妹。

这个企业家个性豪爽、行事张扬，特别喜欢结交大量演艺界的明星。比如，在目前各地各级法院一把手政治常常导致集体失语的氛围里，谁来管住法院院长的妹妹（或妹妹们）？ 并不是说法官的近亲属当了律师就一定会导致法官本人贪赃枉法，只是在人类本性还远非完美的今天，除了建立严苛的回避制度，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良策。

他告诉我，他在中国一个省会城市和一个女演员发生了不动产纠纷，希望我到当地去帮他处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娱乐界的女演员的公关交际能力远比我们想象得给力。

正常情况，我只能申请所有的法庭庭审人员（包括书记员）回避，而不能申请律师回避。但我不想这样鲁莽和搅局。

法官配偶、子女从事律师的要回避，那么，法官的父母、兄弟姐妹从事律师的、法官配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从事律师的，法官也当然应当回避。我们的诉讼最后以败诉告终。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审判长这时说：没关系，书记员不记录，最后你们还可以自己补上。

这是个说出名字可以掷地有声的明星。我听到这个情况，深感此案可能背景复杂。

我到达这个省会城市以后，找了一个当地律师跟我配合，这个是聪明能干的年轻女律师。她的意图十分清晰：如果有办法请到这位中院妹妹出来办理此案，估计有扳回败局的希望。

有基本法律常识的人知道，我的这种说法是明显违背法律常识的。我们最后真的通过熟人找到了那个中院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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